“过街通道‘不堪重负’”追踪 海都报报道后损坏通道已修好

基于此，《民法总则》第9条直接规定了绿色原则，⑧规定民事主体开展民事活动应当保护生态环境，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确立为一项独立的民法原则，通过直接的方式要求民事主体开展民事活动需履行保护生态和环境的行为义务。

三天前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601学术报告厅，由我校中国行政法研究所举办、由我主持的人民政协与国家治理体系研讨会上，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会长韩大元教授在发言时谈到，他去哈佛大学访问研究刚回来，这次在美三个月有三个发现：他发现美国法学界许多人对于中国法治发展不感兴趣、不大关心或不甚了解，但唯独对当今中国的三个法治事物特感兴趣但却随意否定或态度暧昧，这就是：公法的一国两制，私法的（民法典中的）人格权编草案，政法的人民政协。循此，不但台湾地区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可以保持，台湾民众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可靠保障，也是所有统一模式中让台湾地区和台湾民众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变迁模式。

故特区的决策、行政、立法和司法都不能违背基本法。可见，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亲疏、欣赏厌恶、肯定否定。香港回归两年后发生刘嘉玲案件引发巨大社会争议时，曾有港媒刊发一幅漫画，画面上仅有一座大山和山腰飘动的云雾，山体标注了一国，云雾标注了两制，喻意云雾飘走后仅存大山，两制利用完了被抛弃仅剩一国。记得那天我从新旧香港问题的形成和领袖们的解决之道，政治谈判结果与基本法规范的转化情形，中国宪法与香港基本法的特殊关系等角度，简要阐述一国两制理念和制度后提出，所有中国人要共筑愿景同心协力努力前行，在大陆地区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要在港澳台地区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且都要走得非常坚实成功获得国际社会公认，用法学术语来说就是在一国两制三法系多法域实现共同繁荣富强民主受人尊崇举世惊羡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强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就为人类社会作出了中华民族更新鲜更伟大的制度文明创新贡献，其历史意义岂是臆测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搞一国一制盘算可比。我在香港结束授课回到北京后，以新宪制下的法体系为题给博士生上课时谈到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实践面临诸多挑战考验，有同学就提问为啥不能在港澳台实行社会主义？既然可以在内地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那是很不容易的，那就非常好了，完全可以将此道路、模式和经验推行于港澳台地区，何必还要费力不讨好地在港澳台地区坚持实行并探索创新资本主义道路？我的回答是：中国奇迹正在快速呈现并逐渐得到公认，中国将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无疑具有伟大的人类社会历史意义，如果同时还能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践行于3.7万平方公里、3千多万人口的港澳台地区（也即2个特别行政区和统一后的台湾特别自治区，经济体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那么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社会的制度文明发展所作伟大贡献将更加无与伦比。

——引自原全国政协委员刘兆佳先生著《回归后的香港政治》 一个月前，也即2019年4月1日，我利用在香港城市大学给法科研究生授课的机会，受邀前往香港中华总商会作了一个专题讲座，讲题是《中国奇迹与中国特色的宪法和基本法》。还记得那天讲座结束共进午餐时，同桌的一位企业家询问我：规定港澳台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加一个定语中国特色，叫做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难道与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有何不同么？我回答说确有很多不同，例如：美国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且另有三权合一的大量独立管制机构，英国、日本是在三权之外还有皇权，法国在三权之外还有特殊的违宪监督权由宪法委员会行使。1.新泻机场案判决 最为引起关注的最高法院判例是1989年2月17日作出的有关新泻机场诉讼(新潟空港訴訟)判决[18]。

⑤进一步而言，在上述的考虑事项中，设置有只能根据构成该处分或裁决根据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文句的规定(整体性解释指针)。从上述的内容可以看出，文殊案判决改变了判断公益还是个别性利益(私益)时的基准和方法，其在确认主妇联果汁不当标识诉讼案判决所建立的法律上被保护利益说的同时，进而要求将被侵害利益的内容、性质、程度也作为判断原告适格的考虑事项。[14]结核病医院选址附近的居民针对该医院的开设许可提起了撤销诉讼。2.主妇联案中核心概念的构成 从上述的概况部分可以得知，主妇联案原本属于行政复议程序中申请人资格问题的案件，涉及到的是行政相对人之外的第三人即一般消费者的复议申请适格问题，因这与行政诉讼中的原告适格要件同构，因此该判例中对法律上的利益的判断方式也同样适用于行政诉讼中对原告适格的要求。

[28][日]塩野宏：《行政法II (第5版補訂版)》，有斐閣2013年版，第141頁注(6)。但在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法学家中也有直接将条理作为中文法律名词使用的，如林纪东：《行政法新论》(第27版)，三民书局1985年版，第72页。

[26] 最高法院的该项判例，其内容的变化正是承接了《行政事件诉讼法》2004年第9条第2款的修正内容，从而改变了既有判例的发展路径。该法第4条规定‘都道府县知事除认为对温泉的涌出量、温度或成分有影响，以及其他有可能发生危害公益的情况之外，应给予前条1款中规定的许可。有关的摘要及其主要评析参见[日]德田博人：不服申立適格，载宇贺克也他編：《行政判例百選II〔第7版〕》，有斐閣2017年版，第276-277頁。赵宏：原告资格从‘不利影响到‘主观公权利的转向与影响——刘广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评析，载《交大法学》2019年第2期。

[19]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46卷6号571頁。[3]赵宏在评析中指出：法院首次援引德国法上的‘主观公权利概念和‘保护规范理论来释解作为原告资格基准的‘利害关系。例如2005年12月7日最高法院小田急案判决〔23〕、2009年10月15日卫星大阪案(サテライト大阪)判决[23]、2014年1月28日一般废弃物处理业许可案判决[24]和2014年7月29日产业废弃物处分业许可更新处分案判决[25]。主要判例评析见[日]大西有二：原子炉設置強化と第三者の原告適格，载宇賀克也他編：《行政判例百選II〔第7版〕》，有斐閣2017年版，第336-337頁。

其三，《标识法》属于依据反垄断法规定的规制程序所制定的特例性法律，……(反垄断法的)目的明显是为了维持公正的竞争秩序，即是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因此，作为其特例的标识法也具有同样的目的。这样，该基准与后面所述的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说相趋近。

3.上述判例的影响 归纳而言，最高法院判例这几个判例表现出的法解释动向的变化，大致有两个方面。法院在判决中认为，着眼于《医疗法实施规则》第16条第1款第6项规定的医院开设的要件，即规定病房须设置防止对外部危害的设置的要求，就能够发现保护结核病房……附近居民不被置于传染的危险之中的法益，确认这是附近居民在法律上的利益。

④与②的关系中，该处分或裁决违反其构成根据的法律法规所侵害的利益的内容、性质以及侵害的状态和程度。此后的最高法院对此作出判决。这意味着我国可以参考的，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判断框架，同时这也是提醒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构建我们应该适用的保护规范理论。该设施附近的居民(距离120-800米处开设医院的医师和1000米外的其他居民)对此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项许可。概括而言，上述新增法条内容要求法院对于相対人之外的第三方的原告适格问题，在判断法律上的利益时，应考虑(参考)下列事项：①该法律法规的宗旨和目的。其次，下级审判决中出现了脱离单个的法律规定，着眼于法律的宗旨进行解释的走向。

[8][日]岡村周一：不服申立人適格，载宇贺克也他編：《行政判例百選II〔第6版〕》，有斐閣2012年版，第295頁。对于可能发生具体业务上障碍的医疗设施的开设者而言，位置基准中应该包含了将能够在健全安静的环境之中顺利开展业务的利益，成为每一个开设者的个别性利益而予以保护的宗旨，因此，因该场外设施的设置、运营可能造成的业务上明显的障碍，开设的医疗设施所在位置位于规定区域之内的，其开设者以位置基准为根据，具有原告资格。

总之，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说的特征是，并不是依据法律，而是着着眼于利害的实际状况判断法律上的利益的范围。[日]芝池義一：《行政救潦法講義〔第3版〕》，有斐閣2006年版，第42頁。

田中二郎教授所指的条理为基于社会的一般正义感被认为理应存在的规范。一是1977年3月10日广岛地方法院判决。

该主张认为原告适格不应受到实定法的拘束，而应从诉讼法的层面判断是否原告适格。[25]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68巻6号620頁。[11]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36卷9号1676頁。例如，法院着眼于居住地域制度的宗旨、森林法上保安林制度的宗旨、公共收费等的认可制的宗旨，承认处分的相对人以外的人原告适格(东京地方法院1968年7月11日、1973年11月6日。

[21]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56巻1号46頁。[32] 目前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说面临的问题是，该说在判断原告适格时也不能无视法律、制度的宗旨，而法律上被保护的利益说也考虑被害的实质情况，因此，在行政诉讼制度的实际运行之中，两者之间的相异之处正在缩小之中。

②对于铁路连续立体交叉化之处所设置的附属道路城市规划项目许可提起的撤销诉讼，项目土地周边居住的居民不具有原告适格。法律上利益 序 中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1款规定的利害关系是原告适格的构成要件。

对该法令的宗旨和目的进行考虑时，存在与该法令目的共通的相关法令的，还应当对该相关法令的宗旨和目的加以参酌。[33] 结语 本文上述部分介绍了日本保护规范说或法律上被保护的利益说在最高法院判例中的表现方式及其变化过程。

因此最高法院认为：上述各项规定并不仅仅停留在单纯将公众的生命、身体的安全、环境的利益作为一般性公益加以保护的层面，这些条款中也包含着应保护在设想范围之内居住于核电站设施周围，因事故而遭受直接并且重大被害的居民的生命、身体的安全等每一个人的个别利益的宗旨。[3]这样的定位无疑会为解释法定用语利害关系提供新的思路。其中的一些判决更为严格地将法律予以最狭义解释，仅限于构成该处分的根据法条。卫星大阪案中，经济产业大臣根据《自行车竞技法》针对公营博彩公司卫星大阪作出了允许设置场外自行车比赛彩票销售设施(一年营业340日，每日有1700人)的设置许可。

[日]宇賀克也他：《行政法概説II行政救濟法〔第6版〕》，有斐閣2018年版，第190頁。该判决之后该判断方法在相应审判中不断被作为判例所沿袭。

不论该法第1条规定的保护一般消费者的利益是否是直接的目的还是间接的目的，应该说这是公益保护的一个环节，因此，应该也同样从国民属于消费者的角度定位该法规定的一般消费者。反之，在解释上不属于法律上的利益的利益，则属于反射利益而不能归入该概念之内。

法院只限于在行政机关的上述判断超越被委任的裁量权限范围时才能够认定该判断违法。2.卫星大阪案判决 上述小田急案判决将健康或生活环境相关的事项考虑为周边居民的被侵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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